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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法治中国(上)

【?www.gyfzw.net?】??【?2016-07-28 15:25:54】??【?来源:广元法治网?】?

再谈法治中国(上)

——法治市场路曲折

来源:《政府法制参阅(专报)》

? ?政府主导下的“半市场、半统制”混合体制

吴敬琏: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是不清晰的。由于土地产权制度缺陷,市场主体不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由于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的巨大权力。政府官员对于涉及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决策保持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近年来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地直接干预。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

中国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很不完善的经济体制。一方面,它背负着大量旧体制的遗产;另一方面,即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体系,也还处于粗陋的原始状态,现代市场经济的若干重要架构还没有建立起来,仍然是一种政府起了超强作用的市场经济。

也许正因为如此,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一些重要领域继续推进改革,以便在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十年过去,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着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中国形成了一种政府管控下,或称政府“驾驭”下的“半市场、半统制”的混合体制,不是依照法律,而是按党政机关的“红头文件”和领导的“批示”行政。

张卓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太强势,政府控制资源太多,对市场的介入太深。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活动和主导资源配置,一些服务业在市场准入中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管制太多,在诸多行业和领域阻碍、制约民营经济做大做强的垄断因素也不断凸显。

十四届三中全会所设想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重申这一点,并提出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可是现在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是政府,地方政府书记是董事长,市长当总经理。这与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不相符,甚至完全走了样。

江平:有些人从世界金融危机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受到危机的太大影响,就在于中国有很强大的国家控制。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如果以此来认定中国特色道路,以为中国特色就是国家更多地干预。现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国家也有政府干预,关键在于先后顺序要摆正。

记得2003年通过《行政许可法》时,我抱有很大希望。《行政许可法》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凡是市场自己能解决的,由市场去决定;市场不能够解决的,由中介组织解决;只有市场、中介组织解决不了的,国家才能介入。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社会又逐渐恢复到国家干预过多的局面,办一件事要经过许许多多机构的批准。如果不能够确立“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的正确顺序,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完善。

最大问题是权力没有受到法律制约

吴敬琏:扩大政府官员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民间活动的干预权力,只能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和助长腐败。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就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寻租腐败的规模进行跟踪研究。他们提供的具体数字有所差别,但是他们共同的结论是:由于寻租的制度基础庞大,腐败的规模是十分惊人的。例如,经济学家王小鲁估算,2005年全国灰色收入规模达到4.8万亿元,2008年则达到5.4万亿元,租金总额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由于权力能够带来财富,腐败还从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卖官”“买官”现象触目惊心。

腐败猖獗造成的另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一方面,少数掌握支配资源权力的贪官污吏和有寻租门道的人,能够凭借权力暴富;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般农民不能充分地分享改革和发展的红利。

江平:中国的现实是,私权受到公权侵犯的情况更多。因此法律要更多地保护私权,特别是要防止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是法治的基本要义。在中国现今的社会状况下,一方面公民的私权越来越多,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又保留了政府干预的巨大空间,公权和私权必然要发生碰撞,甚至是激烈的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通过改革,减少公权力在社会生活中干预的作用和干预的分量,而不是扩张公权力。

张卓元:中国贫富差距不合理主要是由于权力的腐败。有人说,目前中国贫富差距关键是因为私有经济占比太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日本、德国、美国的私有经济的比重比中国不知道大多少,可是基尼系数比我国低。

建立市场经济就要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去做。政府应主要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应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员,而非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但是由于政府没有实现职能转换,还存在许多扭曲,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以及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

中国面临两种选择

吴敬琏: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社会利益结构也不断地分化、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产生。其中有一批人趁政府官员拥有支配资源的巨大权力和这种权力没有受到严格制约的机会,通过寻租活动发财致富,使权钱交易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可以说,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产生了这种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后又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

人们对于如何应对挑战开出了很不相同的“处方”,概括起来有两种“方向之争”: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向前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另一种意见是从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倒退,强化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管控,强化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资源支配权力。后一种主张,实际上指向政府控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而在中国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恐怕很难避免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张卓元:目前,一些国企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行业垄断。尽管国务院两度推出“非公经济36条”,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由于某些权力部门的存在甚或强化,导致行政垄断未见削弱,反而扩张;不仅使国企改革进展缓慢,反而出现了局部领域“国进民退”的势头。这与市场化改革方向渐行渐远。

江平:过去认为,法院严格按照法律来判决,就是体现了党的领导,因为法律本身是共产党领导制定的。现在强调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强调政法委员会对法院的绝对领导,这就走向了一个错误的倾向。这与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要求是不相符的,那时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党政分开”,党在政治上领导。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在群体性事件的压力下,没有进一步改革,反而变得保守。不是“法治压倒一切”,而是“维稳压倒一切”,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它把维护现有的秩序作为最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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